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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生长

企业新闻 / 2021-12-28 02:02

本文摘要:泉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摘 要:美国历史学家引入政治学的“政治文化”观点,吸取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滋养,并受社会史、文化史和跨国史等学术潮水的推动,对政治史研究举行革新,逐渐生长出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和路径,形成一套相应的方法论,尤其是明确界定了文化和心理在政治世界的职位与作用,把非理性因素纳入政治史考察的规模,强化语境主义的意识和武艺,还在因果模式之外开拓了明白和阐释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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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摘 要:美国历史学家引入政治学的“政治文化”观点,吸取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滋养,并受社会史、文化史和跨国史等学术潮水的推动,对政治史研究举行革新,逐渐生长出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和路径,形成一套相应的方法论,尤其是明确界定了文化和心理在政治世界的职位与作用,把非理性因素纳入政治史考察的规模,强化语境主义的意识和武艺,还在因果模式之外开拓了明白和阐释的途径。在此基础上,美国政治史家对精英政治文化、公共政治文化、政治亚文化等加以探究,并联合新文化史、跨国史和情感史等开掘新的研究课题。

美国政治文化史兴起和生长的利弊得失,对于中国学者反思和推进政治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键词:美国政治史 政治文化 因果模式 阐释主义 语境主义在海内学术界,“政治文化”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老”观点;政治文化史研究经由几十年的生长,也取得了显著进步。而且,中国史家对于政治文化的热情一直呈上升趋势。

与此形成对照,西欧史学界虽然在这方面起步更早,成就突出,但研究兴趣似乎有显着衰减的迹象。是否可以据此推断,中国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已然相当成熟,或者至少已臻于成熟的境界?毫无疑问,政治文化史在中国从无到有,短时期内突飞猛进,创获不行谓不丰。同时,中国史家对“政治文化”的明白也履历了很大变化,从最初把“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思想的替代,生长到把它视作“社会、公共、群体对政治问题的看法”, 不能不说是一种认识上的飞跃。

固然,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如何明白和界定“政治文化”,而是如何打造政治文化史研究的特性和品质,实现其独占的学术旨趣;诸如题材的界定,路径和方法的选取,问题意识的提炼,解释框架的构建,以及价值和思想取向的表达,都要同传统的政治思想史拉开鲜明的距离。许多以“政治文化”命意的中国史论著,仍然专注于精英政治和统治学说,倚重传世文献,接纳传统的考证和分析方法,而看不到几多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印记,也找不出“自下而上”的视角。可喜的是,近年来若干种出自年轻学者之手的论著,在题材、视角和问题意识方面均有所突破,显示了中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新鲜活力。

众所周知,“政治文化”的观点和研究实践最早泛起于美国政治学领域,而美国史家因有“近水楼台”之便,也在政治文化史研究上取得了足可称道的实绩。因此,考察美国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对于我们相识这一领域和路径的来龙去脉,评骘其是非利钝,挖掘尚余的潜力,都应当是一件不无补益的事情。一、政治文化史在美国的兴起“政治文化”的观点在美国学术界可谓命途崎岖,自问世以来一直饱受争议,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历史学领域,相关研究都几经起落。

从外貌上看,政治文化史研究似乎是政治学在历史学领域的投射,但实际上它是20世纪五六十年月美国一场重大学术革新运动的组成部门。在二战以后美国史学的演变中,政治史的转型不仅仅体现为接纳统计学方法研究选举行为的“新政治史”,而且还包罗取法于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可是,以往的美国史学史书写对“新政治史”着墨甚多,而不太看重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意义。1. 美国史学的第一次“文化转向”在美国史学史上,经典政治史偏重研究制度、党派、事件和向导人,体现出“执法—制度主义”(以制度和政策的变化为中心)和“精英主义”的取向,而且基于经济利益、阶级意识、群体认同、地域关系、社会状况来掘客政治变更或事件的成因与动力,带有某种决议论和目的论色彩。

这种政治史研究关注政治结构、权力关系和统治体制,并不十分重视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1914年,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麦克劳林便对这种研究方式表现不满:“历史太畏惧自己了,太畏惧那些深入不行见的哲学领域的工具,似乎不行见的就是不真实的。岂非历史跟精神的工具毫无关系吗?岂非它已酿成物质的和被物质化了吗?”最早对麦克劳林之问作出回应的人,自然是美国思想史学者。弗农·帕林顿、卡尔·贝克尔、克林顿·罗西特、梅尔·柯蒂和佩里·米勒等人,相继推出一批有分量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著作。

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月,美国史学迎来了第一次“文化转向”“历史解释的文化路径”逐渐在史学的多个领域大行其道,那些以往被视为“深入不,可见”的工具,开始成为美国史家关注的工具。据美国学者小罗伯特·伯克霍夫视察,在二战以后的美国学术界,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迅速扩大,受克鲁克洪、帕森斯等人的理论启发,许多学科的学者开始热衷于讨论行为背后的看法和心理,尤其是关注两者之间的互动。许多论著中泛起了“价值取向”、“规范”等词汇,“象征符号”被视作“行动的基础”,而人则成了“寻求价值的动物”(valuing animal)。于是,“文化”便成了这一学术新潮中最抢眼的浪头。

美国历史学家也卷入了这场由人类学和社会学掀起的学术运动,不少人开始转向对历史的文化解释,有些思想史家更是走在追逐潮水的前列。他们推崇看法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性,热烈地讨论“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 )一类的话题,并在论著的标题中使用“象征”(symbols)、“理念”(ideas)、“心智”(mind)这样的词汇。美国学者H. 斯图亚特·休斯甚至提出,不妨把历史学改称“回首式文化人类学”(retrospective cultural anthropology )。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之外的更为广泛的看法或心理层面来解释历史运动,试图为政治变迁和权力斗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思想逻辑。

他们不再把理论和看法作为思想史的自足的主体,而是努力从文化的视角把思想明白为“象征”、“神话”、“形象”、“理想”、“心态”或“意识形态”。美国史家接纳这样的思路和方法来看待政治思想,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走到了政治文化史研究路径的入口。自此尔后,美国政治史家始终没有停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取法。

在20世纪六七十年月,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著作在美国史学界十分盛行,新社会史研究者对他的理论尤其感兴趣。听说,美国史家很少阅读同行的著作,但他们大多喜爱格尔茨的书。

尤其是格尔茨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以及“深描”的方法,深得美国政治史家的青睐。在政治文化史研究初兴之际,研究者往往不直接使用“政治文化”这个词,而更喜欢采取经格尔茨重新界定过的“意识形态”(ideology)观点。对伯纳德·贝林、戈登·伍德和埃里克·方纳这些关注“看法”的史家来说,“意识形态”指的是一套能使社会成员整理其政治生活并赋予它以意义的象征符号、价值和信念的荟萃体,在特定群体则相当于“社会意识”,而政治学家所明白的“政治文化”观点包罗的信念、价值、恐惧、偏见、焦虑、期望等心理元素,均可席卷于其中。而且,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总是与行动相关联,因为任何行动都有意义,而“意识形态”正好具有赋予行动以意义的功效。

于是,美国史家借助格尔茨的文化理论,以意识形态为解释工具,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思想看法展开讨论,推出了一大批论著。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得益于两位良好史家的提倡和推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很早就对政治文化史研究具有学术自觉。

早在1960 年,他就对一位采访者表现,“称我为政治史家,主要对看法在政治中的作用感兴趣,是一个研究政治文化而不是政党和制度的历史学者”。他的重要著述也简直展示了这种学术志趣。

他在1955年推出的《革新的时代》,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史最早的经典,而其时“政治文化”一词在政治学界还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接着,他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明确表现,自己关注的是“广泛盛行的态度,连带政治行为,以及中等和低等文化水平的人们的反映,只是偶然涉及明确表达的理论”。

可见,他讨论的工具和讨论的方式,与其时已然盛行的“政治文化”观点若合符节。在罗伯特·凯利看来,霍夫斯塔特在政治文化史研究中作出了开拓性孝敬,因为他致力于探讨“政治修辞意象”(the imagery of political rhetoric ),由此形成对历史历程中“公共意识形态模式”的研究;其学术视野逾越了单纯的社会经济阶级的藩篱,关注“发生特放心态和政治世界观的详细文化情况”,把探索的眼光投向那些左右政治群体的“非理性倾向”。

其实,霍夫斯塔特生前另有一个更弘大的愿望,要在吸收史学界关于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新结果的基础上,撰写一部以政治为中心的美国通史。惜乎天不假年,使他赍志以殁。较早使用“政治文化”观点的美国史家,还包罗专治美国早期史的伯纳德·贝林。

他的《美国政治的渊源》一书,有一节题为“政治文化的泉源”。他在这本书里虽未明确界定“政治文化”的寄义,但主旨在于讨论政治认知与政治实际之间的张力,提倡从历史行动者的心田来探究美国革命的起源,也就是倾听革命者自己关于革命原因和念头的解释。这无疑在很大水平上反映了贝林对“政治文化”的明白:它既是政治行动者关于政治世界的认识,也是他们由焦虑、恐惧和期望所塑造出来的政治行为方式。

贝林的另一部名作《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则可以说是政治文化史实证研究的一个范本。不外,贝林差别于霍夫斯塔特,他更倾向于把自己看成一位社会史家,并不以政治文化史研究自限,而且其学术生涯的后半段也简直转向了对跨大西洋人口社会史的研究。美国史学的这场“文化转向”发生了强劲的打击力,让那些原本以研究文化见长的史学领域失去了不小的土地,思想史和文化史等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思想史也从“看法史”(history of ideas )酿成了“意义史”(history of meaning)。

甚至还可以说,这次“文化转向”或多或少把一切历史都革新成了思想史和文化史,因为研究许多题材的学者都开始思量其中的思想和文化维度。详细到政治史领域,有人欢呼“文化政治史”(cultural political history )的降生,也有人热衷于“政治的文化解释”。越来越多的政治史论著讨论“意识形态”或“党派信念”(partisan persuasion),并把这些提法作为“政治文化”的代名词。较之以往接纳“政治思想”或“政治看法”作为标题的论著,这些著作在质料、理念、路径和方法各方面均有显着的差别。

另外,另有一些以经济、社会或制度变迁为题材的著作,也不忘拿出一定的篇幅来讨论所涉及群体或小我私家的“信念”、“想法”和“态度”。2. 政治学的启迪从上文可知,美国史家在尚未接纳“政治文化”观点的时候,就已从文化的视角考察过往政治世界,关注文化因素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

换言之,政治文化史研究的起源有美国史学自身的逻辑和脉络。不外,只有在政治学的“政治文化”观点和研究实践的引导下,美国史家对于政治文化研究才具备方法论意义上的自觉。不妨说,“政治文化”的观点进入美国政治史领域,不仅推动了政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也促成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转向”。在“政治文化”的观点泛起以前,美国学术界并非没有注意到政治的“文化”维度,只不外用的是诸如“政治意识形态”、“国民心质与精神”(national ethos and spirit)、“国民政治心理”、“人民的基本价值”等术语。

“政治文化”一词最早可见于18世纪德意志启蒙学者赫尔德的笔下,但作为一个学术观点和研究工具,则直到20世纪50年月才逐渐浮现出来。不外,“政治文化”观点在愈益盛行的同时,围绕其寄义的争论始终未曾停息,对这种研究方式的品评之声不停于耳,甚至这个术语自己也几度被宣告死亡。

可能是由于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替代性术语,“政治文化”一词才没有从严肃的学术讨论中销声匿迹。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提倡者,对这个观点的界定也最具经典性和影响力。

不外,他对“政治文化”的明白前后微有差别。他最初谈到,任何政治系统都嵌入在一定的“意义和目的”系统中;为政治系统界定意义和确立目的的方式就是“政治行动的取向”;而这一取向则由(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所组成。

概言之,这种“政治行动的取向模式”就是“政治文化”。稍后,他和西德尼·维巴把“政治文化”界定为“特定的政治取向”,也就是“看待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门的态度,以及看待自我在这个体系中的角色的态度”。再厥后,他还把政治文化观点的起源追溯到《圣经》和古希腊政治学说,并把启蒙思想及自由派看法、欧洲社会学、社会意理学以及心理人类学(psychoanthropology)作为它的主要知识泉源。他还思量到“政治文化”的庞大性,把它的组成划分为“实质性内容”、“取向的类型”和“诸组成部门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并将其内在细化为“国家认同、对统治体制正当性及各项制度的态度、对种种在职的政治角色的正当性及其效果的态度”等。

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逐渐把阿尔蒙德的界说简化为“价值、规范、信念、象征物”等,甚或把政治文化称作“一个社会的文化的政治方面”或“政治系统的心理维度”。尚有学者更喜欢用“想法”(assumptions )或“态度”(attitudes)来表述政治文化的寄义。固然,这也大致切合阿尔蒙德的看法,因为他和维巴的名著《公民文化》有一个副题,即“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其实,“政治文化”观点和研究范式在美国的发生,同样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启迪。

阿尔蒙德在1956年揭晓的《比力政治系统》一文,率先提倡开展政治文化研究;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政治学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怀抱的宣言书。白鲁恂在论及政治文化的作用时,也大要采取了人类学的思路:“政治文化为政治领域提供结构和意义,其方式正如一般的文化给社会生活赋予连贯性和整体性。” 在政治文化的履历研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也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美国学者发现政治文化研究陷入瓶颈时,提出的破解之道也是从人类学取法,尤其是借鉴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路径来研究文化和政治。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则讲明,政治文化的内在完全可以是非政治的,他所诉诸的“社会资本”观点,显着带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印记。这也说明,“政治文化”并不是政治和文化的简朴联合。“文化”观点进入政治学领域的最大意义,在于启发政治学家逾越结构和制度,而把眼光转向政治系统中与行为密切相关的看法和心理维度。

对于他们来说,界定“政治文化”的关键元素不是“政治”,而是“文化”。阿尔蒙德和维巴曾经谈到,把“文化”引入政治学的术语体系,在获得其利益的同时,也要蒙受其“模糊性”的拖累。这就是说,“文化”观点的不确定性一定给“政治文化”的界说带来困扰。

因此,“政治文化”自己始终没有生长成一种成体系的理论,而只是一个观点,只是“可用于建构理论的一套变量”。虽然经由多年的辩说和探讨,但它依然停留于一个“启发性而非科学性的观点”(suggestive rather than a scienti.c concept)。

美国史家很少直接卷入关于“政治文化”的界说之争,也没有拘泥于某种权威界说,而是自由地在差别的界说中选取合乎其研究旨趣的说法。他们通常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探测器”来探索过往政治世界,识别历史角色在政治价值、情感、态度和知识等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和意义。用美国历史学家罗纳德·佛米萨诺的话说,历史学家赋予“政治文化”林林总总的寄义,对“政治文化”的界定往往通过其用法息争释框架而获得体现,没有两个历史学家对“政治文化”的明白是相同的。

佛米萨诺自己也提供了一个“政治文化”的界说,称之为“一种文化中所有那些属于政治领域的部门”,尤其是政治生活中那些约定俗成、习以为常、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工具。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政治文化一般指一国人民、国家或地域的总体的政治生活方式(aggregate political life-style),指种种取向,指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指种种价值,而这些在大要上都是习焉不察的。”尚有一位美国史家论及,她所讨论的政治文化是“19世纪中期一群美国人在公共事务方面的思考和行动方式”,简言之就是“美国人的政治气势派头”。

她自承这一界说取自维巴。另有学者在论及政治文化时用到“辞令”、“话语”、“形象”等词,这就难免带有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特点。这些例证都讲明,美国史家对于“政治文化”确实没有清晰、牢固和一致的界定。

这种多样性和模糊性,反而给他们的研究带来了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政治文化”的观点给美国史家带来灵感,政治学家的履历研究也使他们获得启迪,于是,以往那些不受重视或完全遭到忽视的题材,诸如政治的价值、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做事习惯,都进入了历史学考察的视野。与此同时,政治文化也成为一种研究路径和方法,用以处置惩罚多种题材,从政治事件或非政治事件考察政治文化,或从政治文化明白政治事件或政治变迁。

通过剖析政治行动者的思考方式,尤其是他们如何界定行动的目的,如何表述行动的意义,如作甚行动的正当性辩护,以窥测政治变更的起因或内在逻辑。在这个历程中,政治文化史逐渐形成了差别于政治学的品质和特性。

除去时间维度差别,两者的最大差异还在于,政治学关注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或政治现象的关系,偏重静态剖析;而历史学则探讨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的关系,不仅通过政治文化来说明或阐释政治世界的变更,同时也直接考察政治文化自身的变更。3.新社会史的滋养美国政治史家接纳“政治文化”观点以后,认识和明白政治的方式也随之一变,由此形成了政治史研究的新路径和新取向。经典政治史倾向于把政治视为统治者和政治向导人的领地,而影响政治变迁的关键变量在于政府和政策。

经典政治史家并未完全忽视或否认看法的作用,但他们看重的只是政治向导人和政治理论家的思想。政治学的“政治文化”观点所涵盖的主体却是以往遭到忽视的普通国民,影响政治的变量也是普通国民对于政治的取向模式,而这种取向模式带有强烈的团体特性和“社会化”指向,因为任何个体的政治行动者都必须拥有行动的团体所共有的“想法”,否则就只是一个“局外人”。于是,政治文化研究就天然地带有“自下而上”的取向和社会的属性,具有罗德明所说的那种“广泛的民主”的“意识形态意涵”。

历史学家接纳这种路径研究政治史,其效果就有可能发生“来自下层的政治史”。显然,这与新社会史的理念和路径如出一辙。据美国政治学家唐纳德·迪瓦恩说,美国政治学的履历研究恒久倾向于认为公共对政治的影响相当有限,可是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民众的政治价值和态度(member’s values )对于政治历程则有很大的作用。

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旨趣,也在于重点讨论普通人的政治看法如何作用于政治变迁。诚然,最初接纳政治文化研究路径的美国政治史家,如霍夫斯塔特、贝林和伍德,所关注的主要是精英(即所谓牧师、状师和政客)文本中的政治看法,并因此招致尖锐的品评;可是,他们究竟把众多的言说者特别是政治行动者的看法纳入研究规模,并生长出一套处置惩罚众声喧哗的政治言论的方法。稍后,塞缪尔·海斯提倡“对政治的社会分析”,有助于提醒政治史家把眼光从精英向导人转向普通人。

美国政治史家沿着这条门路不停前行,终于使普通民众的政治“想法”和“态度”成为考察的重点。而且,新社会史所热衷的“种族”、“阶级”和“性别”平分析领域,也激励政治史家去探讨亚文化群体的政治文化。

新社会史还提示政治史家注意社会制度、社会生活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社会和政治的界限并不清晰,两者的交织或融合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可以说是常见的现象。

任何政治社会的成员同时也是种种社会组织(如家庭、教会、社团、社区等)的成员,政治价值也是由社会孕育而形成的(例如,工业化完成以前美国人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十分注重自主性,这种价值取向投射到政治领域,组成自治和民主的政治文化基石),政治行动也一定发生一定的社会结果(例如,一次选举可以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可能带来社会政策的调整),政治文化的传承往往是借助社会组织(如家庭、学校、社区等)来完成,而政治的社会化自己就是整个社会化的一部门。照此来看,政治文化史基础无法撇开同社会史的联系,研究政治文化必须思量社会维度,并借鉴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

新社会史的另一个伴生物是新政治史,而政治文化史同新政治史则有一定的学术亲缘关系。罗纳德·佛米萨诺谈到,政治文化史在一定水平上乃是“新政治史”向前生长的效果。这个说法并非毫无凭据。

新政治史与政治学的“行为主义”范式险些同步发生,致力于打破偏爱高层政治的“总统综论”,关注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及其社会语境,而行为总是与信念、态度、情感相关联。而且,新政治史通常把社会和文化因素作为解释投票行为的主要变量,李·本森提出的“种族—宗教(文化)模式”就是经典的例证。可见,只需向前再迈一步,新政治史就酿成了政治文化史。不外,政治文化史同时也是对新政治史的过分“行为主义化”的反拨。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琼·贝克在《党派事务》(出书于1983 年)一书的新版前言中说,她当年写的这本书既属于新政治史的领域,也是对新政治史的回应。

她最初研究的出发点是新政治史,可是很快就发现这种“统计学的政治史”存在显着不足,因为它过于关注选举行为,而忽略民主实践的意义,撇开了小我私家及政党与公共政策的联系,也不谈“美国民主派的教育”。于是,她便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取法,学习如何研究政治节庆和仪式,讨论政治“想法”(假定)和政治价值的学习、熏染和传承对于政治行为的意义。其效果是,她不再专门讨论政党制度和选举运作,而开始关注“一个民主党人如何成为民主党人”的问题。

这时,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就很自然地出现在她的眼前。4. 与政治思想史的异同政治文化史偏重分析或阐释看法或心理在政治变迁中的意义,于是就同政治思想史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两者都研究看法,都重视看法的意义,都倚重文字性文本。可是,问题又并非这样简朴。两者虽然都以看法为焦点,但涉及的却是两种很是纷歧样的看法。

美国政治学家迪瓦恩在吸收阿尔蒙德看法的基础上,给“政治文化”下了这样一个界说:“政治文化可以说是体系成员实际持有的广泛而基础的行为性政治价值的历史体系。它们可以划分为认同、象征、规则和信念等子系统。

” 这里就触及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的两个重要区别:其一,政治文化是成体系的政治价值,而不是成体系的政治理论;其二,它是许多政治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看法,而不是个体政治作家的理论或少数政治向导人的思想。此外,政治文化研究涉及的工具通常是作为荟萃体的人,好比国族、住民、阶级、族裔、正规组织团体(尤其是政党)的成员等。

作为荟萃体一员的个体虽然分享或浸染于某种政治文化,但政治文化研究一般不以小我私家为工具,因为“小我私家有信念、价值和态度,但没有文化”。这就是说,政治文化史与政治思想史的首要区别,在于研究工具差别;从这里衍生出两者在路径、方法和写作气势派头等方面的分野。

政治文化史和政治思想史这种既有“亲缘”又自立“门户”的关系,可以从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豪所讲述的亲身履历中获得印证。豪说,他刚着手研究美国辉格党的看法时,给自己要写的书命名为“美国辉格党的政治思想”;可是,随着研究的希望,他发现“政治思想”并不足以形貌自己的研究工具,因为其中涉及与辉格党政治态度相关的心境、隐喻、价值和气势派头,而且这些都与行动有着密切关系。一般来说,“政治思想史”意味着政治理论的历史,而他自己的研究则包罗思想和感受、语言及行动。

于是,他决议改用“政治文化”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术语”。这固然不是一个简朴的更换术语的问题,而牵涉研究工具、质料、方法和问题意识等方面的许多差异。政治思想史讨论的主要是少数思想家在书斋里分析的看法(通常是成体系的理论),或者是少数政治向导人的言论和主张;而政治文化史则关注历史中众多的政治行动者(主要是政治配合体的普通成员)的看法(通常是“想法”和“态度”)。一般来说,政治思想史重视理论的原创性,主要探究理论的内在及其形成、演变和传承;而政治文化史则把看法看成意识形态,阐释其塑造、规范、限制、强化或说明行动的功效。

在政治思想史的框架中,看法是言说的结晶,与行动分属差别的层面;而在政治文化史的视野里,看法和行动往往没有截然明白的界线,言说自己既是行动,又为行动提供辩护或说明,即便没有言说的行动背后也有特定的看法。而且,政治思想史强调治论对现实政治的指引和启迪,往往把政治行动视作可以预期的理性逻辑的展开;而政治文化史则重视信念、情绪和态度对群体行动的塑造或限制,这样就使行动具有不确定性和不行预测性。政治思想史所处置惩罚的是为数有限的理论文本,是线索清晰而条贯的精英思想,而政治文化史所面临的则是众声喧哗的政治言说,以及蕴藏于非政治、非文字性文本中的政治取向。

佛米萨诺说,政治文化由那些“天经地义、习焉不察的工具”所组成,因之在研究中就必须依赖“大量关于配合体生活的地方资料”。这样的资料大多不是思想理论作品,而是多样而驳杂的史料,其中包罗仪式、节庆和其他象征符号。一言以蔽之,政治文化史至少是一个大于政治思想史的领域,只是两者的界限并非总是清晰可辨。有些取法于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或许可以纳入政治文化史的领域;有些政治文化史研究者也喜欢把自己归入“思想史”的阵营;有些贴着“政治文化”标签的历史著述,其实际内容与一般思想史大同小异。

可是,政治文化史究竟包罗政治思想史未曾涉猎或无法处置惩罚的题材,尤其是政治社会普通成员的政治价值、情绪、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有学者论及心态史与思想史的差异,称前者关注普通人,既研究普通人缔造的工具,也研究普通人对高级文化的接受。这种说法在一定水平上也适用于形貌政治文化史与政治思想史的区别。二、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以政治文化研究闻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豪指出,研究“思想史”意义上的政治文化,通常面临三组问题的困扰,即“思想”和“行动”的关系,“高级文化”和“公共文化”的关系,以及“理性”诉求和“情绪化”诉求的关系。

他宣称,在他自己研究的课题中,这三组二元对立的问题都是不建立的。其意思是,他的课题属于“人类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领域,因而避开了思想史的难题。

其实,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中,这三组问题并非不存在,而只是体现为差别的形式,其中牵涉的方法论问题或许更为庞大。1. 政治文化的职位和作用就存在形态和被感知的方式而言,政治系统可以区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维度。前者包罗政治结构(政府、法制、政党、官职)、政治制度(宪法、执法、政治习惯、行为方式)和政治事件(选举、立法、执行、协商、抗争、革新、革命),后者则指针对政治或与政治相关的价值、信念、情感、态度和思维方式,也即政治文化。

在政治史研究中,前者是相对可见的,类似于文化史家所说的“硬问题”;后者的形成、变化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均离不开心理机制,因而属于“软问题”的领域。政治文化研究名家西德尼·维巴谈到,20世纪60年月以前,美国政治学家恒久关注的是“正式的政治制度”,当讨论何以有的政治制度乐成而有的失败时,他们也接纳制度分析的路径,考察其制度的组成和运行方式,或者探讨政府结构以外的制度(如政党和利益团体)所发挥的作用,而文化因素的意义完全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

他认为,政治文化研究的眼光就是要超乎政治结构之外,探究“信念”(beliefs)如何“影响人们在这些政治制度之内行动的方式”。根据政治学研究的经典方式,政治文化在政治系统中既是“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 ),也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 ),而且前者往往受到更多的关注,多数研究聚焦于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或政治生长的影响。这种方法论取向在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中同样有所体现。

作为“自变量”,政治文化对于政治制度、政治行动和政治事件发生影响,甚至具有因果效应,因而只有充实重视政治文化的意义,才气真正明白或说明制度、行动、事件的由来和方式。不少美国史家倾向于强调政治文化在政治世界的基础性以致决议性作用。戈登·伍德研究美国革命的政治文化,旨在阐释美国共和政体建立的思想逻辑和历史意义。

他开篇即引用乔尔·巴洛在1792年提出的一个看法,其大意是,人们有什么样的“思想习惯”(habit of thinking ),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行动、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生存状况;正是由于美国人具有相信“所有人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这种“思想习惯”,才有美国革命,其自由才获得维护。伍德称这正是他要探讨的主题。他进而指出,以往史家在美国革命和制宪研究中所体现出的种种不足,均源于未能明白革命一代在政治文化上的奇特性。

艾德蒙·摩根则认为,任何统治体制都必须建设在被统治者对其统治正当性的信服之上,为了到达让被统治者认同和听从其统治的目的,统治者总是致力于制造一种“使人相信”(make believe )的信念,并努力使之靠近于政治世界的实际以增强其可信度;无论是君主的“神授权利”还是“人民主权”,都不外是这样一种“使人相信”的“虚构”,其目的均在于使人数居多的被统治者听从人数甚少的统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休谟所说的“意见”(opinions)为主要形态的政治文化,对于统治秩序的形成和牢固来说,就是一个具有决议意义的“自变量”。政治文化作为“因变量”,则不仅受到政治结构或政治行动的影响,而且同更广泛的社会行为和文化系统发生密切关系。一种政治文化一定嵌入更大的文化系统中,同时又属于特定政治系统的一部门;而政治也同样处于更大的社会系统中,于是政治文化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就变得错综庞大、缠绕扭结。

从差别的理论视角或接纳差别的研究路径,对此可能有截然差别的明白。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信念绝非只同政治有关,而且也弥散于更大的社会系统之中。

例如,美国人对于“平等”的崇奉,不仅对他们的政治取向和行为方式发生影响,而且也直接作用于一般的人际关系、资源分配、家庭生活、性别关系和族裔关系。反过来,许多作用于政治的价值或情感自己可能并不具有政治性。例如,荣誉观和地方情感自己并不属于政治领域,可是政治向导人的荣誉观会影响其政治行动,而政治行动者的地方情感也会直接或间接体现在其政治选择中。因此,不行伶仃地研究政治文化,而必须把它同制度和事件放在一起探究,而且还要充实思量更大的社会和文化语境。

例如,佛米萨诺对革命后半个多世纪马萨诸塞政治文化变迁的讨论,即联合政党组织结构、党派斗争、选举、政府政策、工人运动以致社会生长而展开。从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实践来看,仅仅关注政治文化的“因变量”一面,难免忽视其自主性;而过于强调其“自变量”的一面,又容易落入“文化决议论”的窠臼。

阿尔蒙德早年的研究表示,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结构的稳定具有决议性作用,厥后他也悄悄修改了关于两者关系的明白,称他和维巴并不认为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之间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因为“信念、情感和价值对政治行为有着显著影响,而这些信念、情感和价值又是社会化履历的产物”。换言之,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是一种“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特定的政治结构需要与之匹配的政治文化才气维持和运转,而特定的政治文化也是与之协调的政治结构培育和维持的效果。归根结底,这种“自变量—因变量”或“作用—反作用”的考察模式,其出发点乃在于通过政治文化来说明、解释或明白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这无异于默认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具有某种依附性,而政治文化研究也主要是一种解释工具,必须有补于说明、明白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才有意义。

不外,阿尔蒙德早年也曾说过,政治文化乃是“与文化有区分的部门,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进入20世纪80年月以后,美国政治学家更是鼎力大举强调政治文化的独立性,把它视作一个自主的历程,既不是文化的隶属物,也不是政治的文化侧面,而是政治世界中自成一体的一个领域。换言之,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解释性变量”,而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化史也应当而且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拥有自己的题材、方法和问题意识,也能发生独立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固然,突出政治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要把它同政治结构或社会变迁割裂开来,也不是说政治文化史研究可以撇开政治结构或社会变迁。

实际上,无论在美国政治学还是历史学领域,政治文化研究通常都在三个层面展开。其一,考察政治文化自己,即特定政治社会或群体的政治价值、认知、情感的内在和特征;其二,说明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或政治文化在政治变更中的作用和意义;其三,探讨政治文化的习得、养成和传承,如政治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政治社会成员中的代际传承,个体政治信念的获得和政治态度的形成,以及差别政治社会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联系和影响。不外,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政治文化都不是一个平衡的体系,其中有一些“信念”和“态度”居于主导以致支配职位,而且即便这些具有主导性或支配性的“信念”和“态度”, 在差别的群体、差别的精英向导人那里,也不是一种同质而纯一的状态。因此,政治史家在讨论政治文化在“政治世界”的职位和作用时,不得不审慎看待其中包罗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2. 非理性因素的意义在政治系统中,毗连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的纽带,无疑是作为“政治角色”的人,也就是政治社会成员。历代史家并不否认人的看法和心理对历史运动的影响,只是他们通常相信这些起作用的看法或心理,天经地义地属于理性的领域,有着清晰而合理的逻辑。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展现了非理性因素的机制和意义,这对于历史学家关注和考察历史运动中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因素,具有启发和指引的意义。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诸多领域和题材上都显示出惊人的开拓性和预见性,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月就明确指出,在中世纪前期欧洲社会广泛存在的“绝望、暴怒、激动行为以及情感突变,给历史学家的研究事情带来庞大的难题,因为历史学家天生倾向于以理性重现已往。

可是,在所有历史领域,非理性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只有虚假的廉耻心才允许人们悄然放过它对封建欧洲种种政治事件的历程所发生的影响而不做研究”。他的这段话里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非理性因素在历史中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其二,研究非理性因素并不是传统历史学的强项;其三,不思量非理性因素就无从真正明白历史运动。

普通人(尤其是以群体聚集的普通人)的政治态度中确实充满非理性情绪,诸如焦虑、恐惧、激动、偏见、爱恨、恩怨以致疯狂等;在理性主义者眼里,这些都属于“激情”(passions)的领域,在现实政治中乃是需要防范的破坏性因素。只有在“政治文化”观点泛起后,它们才被提到研究日程的适当位置上。美国学者罗伯特·凯利曾叹息,在他小我私家所处的时代,历史学家看待美国政治的方式发生了一场革命:以往史家认为人的政治行为(投票)和思想意识(意识形态)险些完全基于对经济利益的合乎逻辑的考量,而现在人们发现,在公共生活中释放并发挥作用的气力,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情绪性的;不仅是经济的和实用的,也是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凯利的老师霍夫斯塔特的学术履历,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霍夫斯塔特最初依循“进步主义史学”的路径,相信人的政治行为都是理性的,其背后存在的气力主要是利益,而政治向导人往往根据融贯的意识形态来表述这些利益;可是他很快就发现,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政治向导人的言辞不外是“纯粹时机主义的体现”,甚至完全没有理性可言。于是,他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计谋,转而探寻那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究竟具有何种理性方面的意义。

这简直是史学看法和方法论的一个重大转向。一方面,政治行动者并非一成稳定地追逐物质性的利益或操作性的权力,同时也憧憬精神的或心理的目的,好比缓解焦虑、释放压力、获得认可、寻求满足等。界定和追求这类目的的方式往往具有“象征性”,因而属于“文化”的领域。例如,伯纳德·贝林的研究显示,独立战争发作前的政治小册子中包罗的不仅仅是思想,而且另有焦虑和恐惧;殖民地人民对母国的抵制和叛逆,主要不是出于物质利益的思量,而是旨在破坏所谓“剥夺自由的阴谋”;可是,这种对“阴谋”的恐惧不外是出于想象,也就是一种非理性情绪的宣泄。

另一方面,作用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变迁的因素除了理性的利益考量,另有非理性的心理情绪。例如,前文提及的贝林和伍德等人的研究讲明,探讨美国革命的由来和共和政体的形成,如果不思量革命一代对于权力、糜烂和奴役的恐惧,就只能是隔靴搔痒。对于这些非理性的心理情绪,以往政治史家不是加以忽略,就是拿不出有效的处置惩罚措施。

政治文化史的兴起,正好弥补了政治史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3. 因果模式的利弊在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政治文化起初并不具备独立意义,而只是一个解释、说明政治结构或政治现象的变量,因而因果分析乃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方式。有政治学者对这类研究的“内在理路”作了如下归纳:政治文化研究旨在识别众多个体广泛分享的“有辨识度的态度集群”(distinctive clusters of attitudes),它们组成“客观的世界观取向”,耐久稳定,可视为“经济和政治体现”的“基础性的发生器”(fundamental generator )。

其实,注意进而强调看法(价值、态度和情绪)在政治历程中的作用,探究看法和行动的关联,这种方法论意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而现代政治理论家对此更是多有论及。在孟德斯鸠看来,任何政体也即政治制度的基础性架构,都需要一定的原则来驱动;而这些原则,诸如“品德”之于民主,“控制”之于贵族制,“荣誉”之于君主制,“恐惧”之于专制,莫不属于人类情感和伦理的领域,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政治文化。托克维尔在讨论美国民主的形成、运转和维持时,其基本理路是诉诸美国人的习性、情感和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文化路径。

他谈到,作用于美国民主的关键性变量有地理情况、法制、生活习惯和民情,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生活习惯和民情;他进而把“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 )作为明白美国民主存续原因的锁钥。马克斯·韦伯则极大地拓展了这种学术路径。他关于新教伦理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关联的研究思路,转换到政治文化研究中,就是政治价值、态度和情感对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具有决议性意义。阿尔蒙德早年也谈道,“一个政治系统是一个行动的系统”,也就是说研究政治系统时必须关注“履历性的可视察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值得研究,是因为它们影响行为。

白鲁恂提到,“态度、情感和认知”对于政治行为具有“赋予特征和支配”(inform and govern )的作用;政治文化可为个体的有效政治行为提供“控制性指导目标”,能给团体提供“价值和理性考量的系统结构”以“保证制度和结构体现的连贯性”。尚有学者直接把政治文化明白为“制度的规范性身分”,“而在组织内部这些规范确立道德界限,于是行动的稳定协调就得以发生”。

总之,“政治想法(假定)”对于政治选择或政治决议具有决议性作用。随着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种单向的因果模式受到质疑和抨击。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也备受诟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在理论上假定政治文化与民主的稳定性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稳定的自变量”,能够影响或改变政治结构。

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发现,无论在何种因果模式下考察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行动)的相关性,都面临许多灾题,好比看法为何以及如何引刊行动,磨练起来就十分庞大和难题。另有学者进而提出,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被高估了,“没有证据讲明文化因素对政治和经济效果发挥系统作用”。

有些美国学者虽然喜欢讨论文化和政治,但对现有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式却不甚满足,认为从文化、制度和结构等差别角度研究政治应是一种互助互补的关系,“制度引发文化”或“文化引发制度”这类单向和线性的因果观并不建立,而要关注它们“联手的效应”(joint effects )。而且,“作为态度和价值的政治文化”(文化语法的政治表达)仅只是“深层文化结构(深藏的文化语法)的表层因素”,在政治文化的基础性变化之下必有深层文化结构的变更;因此,不应局限于“认知现象”(意识形态、信念、态度和意见)而忽略文化的深层结构,同时还要克服只研究政治文化而不思量整个文化的欠缺,只有把政治文化作为整个文化的一部门来考察才有实际意义。

在佛米萨诺看来,历史学家完全不必像政治学家那样艰苦地辩说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因为他们是“以整体的和演化的方式”(in holistic and evolutionary fashion )来研究政治文化。可是,政治文化史通常也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而是服务于明白更大的过往政治世界这一旨趣的,所以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及政治事件的关系,同样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于有些研究者而言,这种关系可能是因果性的;而在另一些研究者那里,这种关系可能越发庞大和多面。

不外,政治文化史究竟差别于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研究,它关注的主要不是系统、结构和制度,而着重考察政治变迁和政治事件的主体,即作为政治角色的群体或个体。因此,政治文化史在讨论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或政治事件的关系时,通常是紧扣政治行动者这个前言举行的。无论是依据心理学或行为科学的理论,还是出于知识性的明白,人在行动前和行动中一定伴以相应的思维和心理历程,带有相应的“想法”和“算计”,因而任何行动中都一定有“看法”的位置。于是,看法与行动的关系就成为政治文化史研究的焦点问题。

一般来说,研究行动的史家通常不强调甚至不体贴看法的重要性,而研究看法的史家则喜欢把看法视为行动的辩护性、塑造性以致因果性的变量。霍夫斯塔特显然十分重视看法的气力,他在谈到自己对于“反智主义”的研究时说,尤其令他感兴趣的是其中那些“严重地禁抑智性和文化生活并使之变得贫瘠”的“态度”。照这样来说,看法能够塑造行动,而且发生显著结果。可是,因果模式在政治文化史研究中也显现出越来越大的局限性。

据有学者视察,一些历史学家用文化来解释“系统的行为”,往往无法律人信服地形貌文化是如何成为行动的一部门的,他们所提供的只是文化和行动的“平行关系”,而不是“因果关联”。再则,政治文化往往具有韧性和一连性,而行动却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两者并不是简朴对等的关系。据凯利所论,在美国200年的政治变迁中,作为政治文化内在的意识形态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倘使杰斐逊现在活转过来,也不难找到自己的政治归属。

看法和行动在时间维度上的差池等,简直使因果分析的运用受到严重限制,因果之间排他的“事实关联”尤其不易建设。而且,即便能断定看法和行动确有因果关系,它对政治决议者和一般政治到场者的意义也不行混为一谈,如何展现其间的差异,在质料和方法上同样是严峻磨练。如果一味地从看法出发为行动寻找原因,还容易滑向文化决议论的泥潭,即把文化作为行为的驱动力,而忽略人类行为发生的庞大机理。

在另一些情形下,围绕看法和行动的因果分析往往纠缠于政治行动者的念头,并常以追究那些“秘而不宣的卑劣念头”为能事,可是“念头始终是一个最难以捉摸的历史问题”。凭据人类学理论,文化与行为精密相连,文化需要通过公共行为方可获得视察。

这就是说,看法和行动在很大水平上乃是两位一体的。政治文化蕴含于政治行动中,并假借政治行动而获得“表达”。政治文化史研究所面临的主要不是若干在书斋里写作的思想家,而是千千万万普通的政治行动者,他们往往只见行动而未留言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行动与看法毫无关系。他们的看法潜藏在行动中,并以行动来体现。

于是,看法和行动便集中在同一载体上,看法和行动也就必须联合在一起研究:研究行动以展现看法,研究看法以明白行动。美国政治史家的这种研究方式,使得政治文化史终于走出了政治思想史的影子,形成了自己奇特的学术品质。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旨在明白人、社会和生活,因之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最大价值,也在于明白过往人的政治行动,而不仅限于探究政治行动的念头和原因。另外,政治文化作为研究路径或分析方法,也有补于解释更为广泛的政治变更或事件的由来。20世纪60年月后期,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埃里克·方纳在确定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时,发现其时有一批史家对“意识形态”十分重视,而且对内战前南部和北部的意识形态加以探讨,不仅弥补了以往为史家所忽视的“政治反仆从制”现象,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于“整个冲突”的原因和性质的明白。

大致同一时期,波林·梅尔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旨在解释殖民地人何时以及何以改变对母国的态度,何时以及如何从抵制母国政策走向革命,她所借重的方法也是剖析殖民地激进向导人的“政治认知”和“意识形态”。探究“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学术功效,主要是因为任何政治行动都不是机械运动,而是能思考、有看法的人的体现。

明白行动不能撇开其中包罗的看法,而只有明晰其中的看法才气获得或至少加深对行动的明白。丹尼尔·豪说,辉格党的政治文化并不完全组成其行为的原因,但却“限制着他们所能思量的选项”。戈登·伍德也认为,看法不能引起行为,但看法能赋予行为意义;看法不仅使社会行为更好明白,而且使它成为可能。对看法和行动的关系作这样的明白,大要切合人类学所谓“阐释主义”(interpretivism)的路径,因此也突破了因果模式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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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语境的重要性政治文化有一个突出特点,“它是一个抽象的观点,而不是详细的工具。它不能被直接看到、听到或感受到,因而必须从此外线索推导出来”。而且,政治文化同样具备文化对于社会成员所体现出的“无意识、不明确和天经地义(习焉不察)”的特性。因此,政治学家在考察一个社会、一个地域或一个群体的政治文化时,通常接纳问卷观察(research survey )的方式来获取所需要的数据(即“此外线索”)。

问卷中的问题通常涉及被会见者对生活或现存社会秩序的满足度,政治到场的水平,人际关系和政治中的信任度,对公共议题或重要公共文件是否知晓,对“政治效验”(political ef.cacy )的感受,对物质或“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认可水平,以及是否赞成革命性变更,等等。有政治学者把这种获取个体政治“态度”的方法,叫做“政治文化的测度”(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culture )。

可是,历史学家却无法借助问卷观察来获取探查政治文化的“线索”,而只能通过解读历史行动者留下的言辞、仪式和符号,来推知他们针对或涉及政治的认知、价值、情感和态度。而且,由于政治文化具有“天经地义”、“习焉不察”的特点,包罗过往政治文化信息的质料一般甚为稀少、零星和多样,获取不易,解读尤难。这样就使得政治文化史研究在质料上受到双重限制。

其一,历史学家不行能像政治学家一样,可以凭据研究议程的需要去主动获取质料,而只能被动地依据所能找到的质料来确定研究议程,因而总是受到质料的不完整、不系统、不平衡和不融贯的困扰;其二,历史学家也不能像政治学家一样对质料所发生的语境加以亲身视察和体验,而只能凭据另一些质料来推测和想象质料的语境,于是更容易误读和曲解质料,也更容易受到质料的疑惑和误导。正是由于在质料上受到如此庞大的制约,较之其他研究方式,政治文化史需要更重视语境主义的意识,更倚重语境分析的方法。政治文化史同政治思想史一样,特别偏重文字史料。

这类史料不仅直接表达或包罗“信念”和“态度”,而且留存的数量一般也多于非文字史料。美国政治文化史家所使用的文字史料,主要不是个体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著作,而是众多政治行动者留下的小册子、演说、公牍、报刊文章、日记、书信、立法辩说和审案记载之类。

这类史料“制造者”的生平事迹大多史不具载,无从稽考,而它们的发生又往往带有详细的意图,在目的和工具上也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加以语言和语义已发生庞大变化,因而其寄义往往无法直接从字面获取。进而言之,其中包罗的“信念”和“态度”,哪些是真实的表达,哪些又是刻意的宣传和掩饰,更是难以从字面来分辨。以往许多史家并不相信政治言辞包罗真实的想法,认为它们往往是掩盖真实念头的烟幕或辩护词。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思量到语境,也缺少历史语义学的解读技巧。

如果对言说者的处境以及言说的方式、作用的工具、言说的意图作出细致考辨,史家就有可能掌握政治言辞的真实寄义及其作用。贝林和伍德等美国史家借助语境分析和历史语义学方法,竭尽所能地掘客政治言辞的“原意”,提供了一些方法论方面的启示。

他们发现,揭晓在报纸上的言论和纪录于日记里的想法,公然讲话时表达的看法和同密友攀谈时流露的看法,用于公共宣传的辞令和同知情者交流的意见,相互之间的差异是不言自明的;因之必须深入相识其语境,并把出自差别语境的质料加以比对,方可约略窥见这些言辞的真实寄义,并展现它们与行动的实际关联。不外,“还原”真正的语境终非易事,因而语境主义的意识和方法也有难以挣脱的限制。5.“个体性谬误”的陷阱政治文化研究的工具主要是群体,而不是个体。

群体以致整个政治配合体成员的政治文化,一般通过纷繁多样的载体或前言(言论、仪式、口号、象征物)获得体现。一个时代可能有某种政治文化的总体趋向,但差别群体、差别的政治行动者在政治价值、情感和态度方面,又往往体现出林林总总的特点。如果说研究政治思想可以依靠牢固的文本,并明确地知晓其作者和写作念头,那么探讨政治文化则不得不面临“众说纷纭”的局势,而且经常无从得知言说者的姓名、身世和配景。

越发严重的问题是,政治文化研究者难以掌握所有的言论,也不行能平衡地看待每一个言说者,往往只能依据一人或数人所表达的看法来推测“时代精神”的简陋。这样就无可制止地陷入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谓“个体性谬误”(individualistic fallacy ),即以通过视察较小单元获得的履历数据来对较高或较大系统作出不正确的推论。戈登·伍德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可谓一部公认的美国政治文化史经典,可是,在美国学者爱德华·康特里曼看来,伍德写作的路数有点靠近美国思想史前辈学者佩里·米勒,往往把所引质料的作者假想为同一小我私家。

其实,这只是政治文化史研究无从避开的第一个逆境。更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者还不得不把这“同一小我私家”的看法视作配合体以致时代的政治取向的表达。从史料学的意义上说,这种方法涉及如何判断个体言论的代表性。另外,差别的小我私家在差别的语境中揭晓的言论,是否可以被嵌入同一幅政治文化图景,也是大可存疑的。

在这些地方,简直充满了“个体性谬误”的陷阱。在谈到研究美国辉格党政治文化的方法时,丹尼尔·豪称他自己特别重视差别个体的传记,即详细讨论辉格党内一系列人物的“政治看法”;只管每一个体都不能完全体现其身处其中的文化,但都提供了自己的版本;把许多这类版本合在一起考察,即可对该人群的文化模式作出综合性表述。

他还说,这种方法受到了人类学研究的启发。就像人类学家在田野事情中访谈一些“信息供应者”(informants)一样,他选取一些辉格党内的“信息供应者”来探究辉格党的政治看法。

这种“团体传记法”虽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但也面临“个体性谬误”的风险,因为用于归纳群体文化模式的个体,永远少于作为归纳工具的群体。这似乎是政治文化研究(无论是政治学的还是历史学的)无法跳出的方法论逆境。

三、美国政治文化史的生长趋向美国学者罗伯特·凯利综合其时已有的政治史研究文献,简略而条贯地梳理了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脉络。罗纳德·佛米萨诺也提要评述了停止20世纪末美国政治文化史起伏不定的历程。

归纳综合来说,美国史家对历史中政治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涉及的课题形形色色,接纳的方法五花八门,解释方式和基本看法也各有千秋;在取得突出结果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1. 精英政治文化研究在政治文化研究问世之初,美国政治学家并未意识到政治文化有精英和公共之别,他们把政治向导人和普通民众的政治取向都纳入某种配合的全国文化之中。经由相当长一个时期,政治学理论关于“精英政治文化”和“公共政治文化”才形成了相对明确的区分。

那些研究生长水平较低国家的学者往往偏重精英政治文化,因为这些国家大多存在向导危机,同时缺乏关于公共政治文化的可靠数据;而专门研究蓬勃国家的学者则更体贴民主的运转,自然而然地把眼光投向公共政治文化。两种研究路径在工具和方法上也泛起分殊:研究精英政治文化通常接纳“解读意识形态”、“描画操作符码”、界定政治行为背后的“精神和算计”等技巧,而研究公共政治文化则倚重观察研究和测度公共舆论的方法。有政治学家把“精英政治文化”界定为“政治系统向导人与政治相关的信念、价值和习惯”,或者更简练地说,就是“精英的态度”。在美国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精英政治文化纷歧定就是“官方政治文化”,但两者经常有重合的地方。

在美国史家笔下,精英政治文化一般体现为政治向导人或其他精英的“意识形态”,因而同政治思想史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他们既研究单一政治向导人的个性、心理和思想,也讨论作为群体的精英的政治态度。一般来说,这类研究拥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以精英的政治言论作为题材和质料的泉源;其二,主要依靠思想史的方法来解读文本和言论;其三,基于精英的政治“态度”来界定政治文化的主流和政治变迁的趋向。

可是,研究精英政治文化的史学究竟差别于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罗伯特·凯利谈到,研究精英政治思想的“旧”政治史,在同研究公共投票行为的“新政治史”联合以后,可以发生新的结果。

在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中,简直可以看到这种联合的痕迹,即把精英言论置于公共政治行动的语境中解读,以此越出政治思想史的藩篱。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精英的政治信念越发庞大和微妙,最好的研究方式是通过面临面地与政治向导人做系统的攀谈,认真倾听息争析他们所说的话。

可是,历史学家却没有采取这种研究方法的便利,其替代的途径是全面而细致地研究精英向导人留下的日记、书信、演讲、谈话以及相关运动,也就是根据历史学的规范来运用前面提到的“解读意识形态”、“描画操作符码”、界定政治行为背后的“精神和算计”等技巧,从言论和修辞中探知精英的“信念”和“态度”。前文提到的美国政治文化史的两位开路先锋,都以研究精英政治文化而闻名。

霍夫斯塔特的《革新的时代》一书,对“象征性表达和象征性行动的功效”作了精彩的探讨。他把革新运动视作对急剧社会变更的一种心理调适方式,运用“职位革命”的命题来诠释中间阶级看待社会变更和发动革新运动的心理机制。该书的副标题“从布莱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则绝不迷糊地标明,它所关注的是政治向导人的思想和行动气势派头,因此书中泛起频率最高的人物,诸如威廉·布莱恩、路易斯·布兰代斯、罗伯特·拉福莱特、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等,全都是具有全国性声望的精英向导人。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偏重从革命者的心田世界来探究革命的由来。

他笔下的革命者其实仅限于革命向导人,多数人的职业身份乃是状师或牧师。他们关于自由、权力、糜烂、奴役的认知,对英国政治和帝国体制的态度,对殖民地未来的期望和担忧,特别是母国的殖民地政策调整带给他们的“真实的恐惧”、“真实的焦虑”和“对真实危险的感受”,最终凝聚为关于“英语世界剥夺自由的阴谋”的想象。

正是这种强烈的焦虑和恐惧促使他们起来反抗母国的统治。概而言之,在殖民地精英的政治“信念”和“态度”中,蕴含着美国革命起源的“秘密”。

另外另有几种研究精英政治文化的论著值得一提。丹尼尔·豪着重研究12 个辉格党向导人的政治思想,以此出现美国辉格党的政治心态。他说,自己所选取的这些人物均切合两条尺度:第一,他们是“对界定辉格党的运动和规模有影响力的人”;第二,他们是“最能为辉格文化提供洞见的人”。凭据第一条尺度,他选择的是男性;而凭据第二条尺度,他挑选的则是那些“能言善写的自觉的代言人”。

虽然他尽可能注意这些人在配景、职业和地域上的多样性和代表性,但并未超出辉格党党内精英的规模。埃里克·方纳的成名作《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人》,讨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即共和党对于其时美国(北部和南部)社会的认知,以及关于国家未来的看法。在他的笔下,上述“认知”和“看法”的表达者并不是共和党的普通成员,而是其向导人和代言人;他们的演讲、书信以及其他作品,组成了该书的基本史料。

乔安妮·弗里曼则从“荣誉文化”入手,讨论“荣誉符码”如何规范和引导精英的政治行为,如何影响全国政治和政府的运行,以及如作甚政治辩说和权力竞争提供逻辑,于是把荣誉和民主、共和主义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有特色的政治文化研究方式。作者自称,她的研究旨趣在于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着眼,重新讲述若干广为人知的故事,通过解读政治精英的“心灵情形”(mental landscape ),为明白他们的政治选择和决议提供自出新意的文化路径。此外,以某个政治代言人的思想和信念来“管窥”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也是精英政治文化研究常见的方式。有一篇文章讨论所谓“杰克逊民主”代言人威廉·赖格特(William Leggett )的政治思想,以此辨析杰克逊时代政治文化的特点究竟是小我私家主义还是包容性的平等至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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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社会政治的变更以及美国史学民风的转换,对精英政治文化的研究难免受到品评,甚至被贴上精英主义的标签。据有的美国学者所说,“文化”观点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平等”,即差别的人对于文化的影响是差别的;详细到政治文化,精英向导人的政治“取向”通常具有更大的政治分量和影响力。这个看法在一定水平上展现了政治世界的实际,可是这种实际往往使许多民众主义史家深为不快,甚或难以接受。研究过往的精英政治文化,对于明白详细历史时期的政治变迁,无疑具有不行或缺和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轻视或贬低精英政治文化,排挤或歧视对精英政治文化的研究,同忽视或轻视民众政治文化及其研究一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而且一定导致学术上的偏误。不外,美国史家的精英政治文化研究也简直存在一些欠缺。

如何基于“事实关联”展现精英看法与公共态度或公共舆论的关系,如何制止片面关注或过于强调精英的作用而落入精英主义的窠臼,诸如此类的问题曾让一些美国政治史家进退失据,饱受诟病。2. 公共政治文化研究关于公共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美国政治文化史的英华,而且一度反映了美国政治史以致整个美国史学的新希望。把公共政治文化纳入史学的考察规模,不仅涉及政治和史学看法的转变,而且要求研究者具有越发精湛的治史武艺。

其最大的制约来自史料。涉及公共政治文化的史料不仅相对稀少和零星,而且差别于史家恒久所熟悉的形态。

一方面,普通人不善于写作,其看法和想法很少直接形诸文字,因之多数文字史料出自统治者和精英的笔下;对于这类史料,必须深究文本和语境的庞大关系,方可从中解读出可靠的信息。另一方面,普通人的政治“信念”和“态度”往往不是说出来的,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通过行动、仪式、歌谣和其他象征符号而折射出来的;这类质料不仅需要借助特定的工具和武艺方能处置惩罚,而且其间接和隐晦的特点也增加了信息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只管难度颇大,但仍有不少美国史家迎难而上,而且取得了精彩的结果。

美国左翼史家加里·纳什,乃是民众主义史学和多元文化史学的一员主将。他的《都会熔炉》一书讨论18世纪中期北美滨海城镇的社会变迁,其中论及普通劳动阶级对于社会变迁的感受和认知,以及他们“政治意识的发展”,并试图从民众的视角解释美国革命的起源。纳什对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忽视阶级形成和普通人政治意识的状况感应不满,认为滨海城镇的普通劳动者对于社会经济分化有自己的认知,并在围绕这些冲突性利益的斗争中生长出了自己的“阶级意识”。

显然,他意在借用E. P. 汤普森的方法来研究18世纪北美的阶级问题,接纳文化分析的路径,把阶级意识作为“劳动阶级”政治文化的焦点。他还特别强调普通人在“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称他们并非上层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教堂、酒馆、事情场所和家庭,来交流和分享他们对于自己生活境况的明白。公共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部名著是肖恩·威伦茨的《吟唱民主》。该书用相当大的篇幅讨论纽约劳工的社会意识和政治取向,以及他们同雇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冲突,以展现美国工人阶级兴起的庞大性。

威伦茨把法庭记载、庆典演说、印刷品、绘画、游行和仪式作为文本,调动文化研究的武艺加以解读,展现其中包罗的民众价值、信念和意识形态。他强调,若要明白纽约工人阶级的形成,就必须把问题置于辽阔的“意识形态语境”中,着力相识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猛烈变更中,普通人如何诠释配合体(commonwealth)、美德、独立、公民身份宁静等的理念,以及如何围绕这些理念的意义而举行斗争。

换言之,必须透过政治文化的棱镜,才气清楚地看到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历程。威伦茨的基本看法是,如果说美国革命留下的意识形态遗产是共和主义,那么纽约劳工则拥有差别版本的共和主义,而且这些版本随着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也发生了转化。前文提及,研究公共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难题在于缺乏文字史料;于是,一些美国史家便力争透过行动、仪式和象征符号来提取关于政治价值、信念和态度的信息,以拼接出公共政治文化的画面。有学者撰文讨论18世纪后期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弗赖斯叛乱”,展现“普通公民关于他们在共和政治中的角色的态度”。

叛乱的主体是德意志裔住民,他们虽然没有同英裔住民混淆,但同样熟悉并接受美国革命所高扬的价值和理想,只不外他们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来表达他们对于自由、宪法和权利的看法,表达他们对于政府权力和政策的态度。尚有学者研究革命时期费城民众的仪式和运动,以展现民众对于奢靡、特权、平等和爱国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于权贵精英的不满,由此把美国革命界定为一场“文化战争”,即“一场关于社会特权、克制奢靡、性别角色和公共道德的战争”。

就思想倾向而言,公共政治文化研究往往带有“去精英化”以致反精英主义的特点,致力于掘客普通人的历史事迹,纠正精英主义历史书写的偏颇。据《党派事务》一书的作者说,她所接纳的研究路径旨在“脱离民主党总部和杰克逊、道格拉斯、卡尔霍恩这些有系统看法的大人物,去描绘那一代民主党人如何学会像这一信念的一分子那样思考和行动,以此为政治史上的这一幕提供一个平衡的画面”。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普通人的政治价值、态度和情感差别于精英,而且也独立于精英,在政治世界发挥不行忽视的作用。再则,政治文化领域始终存在猛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发生在民众和精英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民众内部的差别群体中间。

诚然,强调公共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乃是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可是强调过头以致抹杀精英政治文化的职位,就会导致思想和学术的双重偏误。凭据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统治者通常把自己的价值和情感贯注给或强加于被统治者。罗德明也谈到,凭据符号学化的“通信理论”,精英利用象征符号,而公共则工具征符号举行解释并或多或少地作出回应。

这就是说,以统治者为主体的精英政治文化实际上经常居于主流或主导职位,对公共政治文化发生影响,以致两者发生诸多“交织重叠的共识”。因此,在公共政治文化的研究中,须力避刻意抬升公共政治文化的职位,更不能把它置于同精英政治文化截然对立的状态。

3. 政治亚文化研究除了经济和政治职位的差异,区域、种族、族裔、性别和宗教的分歧同样投射到美国政治文化中,由此发生多种亚文化意义上的政治文化,而且它们之间的界线往往模糊不清或犬牙交织。美国政治史家就差别的地域(如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区域(南部、北部、大平原)、群体(族裔、移民、女性)和宗教(天主教、新教)的政治文化举行探讨,形成了政治文化史领域的亚文化研究。

在《从杰斐逊到尼克松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一文中,罗伯特·凯利把区域、族裔和宗教联合在一起,对美国政治文化的亚文化类型加以区分,就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演变作出了提纲挈领的论述。在他看来,反英和独立战争时期差别政治态度的形成,在政治文化维度上带有显著的亚文化分歧的特征:在安立甘派占主导职位的地域,人们对帝国的认同更为坚定;在新英格兰这种主要由“外人”(即在母国受到排挤的人)居住的地域,人们对帝国怀有不满和疏离的情绪;南部种植园主因其自由情结和对帝国是务的不满,也形成了某种“外人”心态;苏格兰、爱尔兰人天然带有反英情绪,他们在18世纪70年月控制了中部各殖民地,推动这些殖民地脱离帝国。可见,种种亚文化群体的“外人”心态,对于独立运动的希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基于地域、族裔和宗教的政治文化分野,在美国历史上具有恒久的韧性和一连性,厥后又与政党政治交织在一起,对美国政治变迁发生了“界定性”和“塑造性”作用,在某些历史关头甚至起到决议性作用。

凯利关于政治文化亚文化类型的看法,触及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地理、人口、族裔、性别和宗教等方面的庞大性,从差别角度、以差别方式造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多样性。美国辽阔国界上纷繁的地理差异,同政治文化的多样性有着直接的关联。美国学者的研究讲明,差别的地域(section)和地域(region)有着自己的政治文化,它们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异同互见,而且联系密切。

有学者基于地理差异区分了三种“政治亚文化”,划分以小我私家主义、道德主义和传统主义为突出特征;正是这种以地理漫衍为特点、受到地方条件革新的政治文化,为美国的区域主义奠基了基础。而且,正如同国与国的界限一样,美海内部州与州之间的执法界限同时也是政治和文化界限,使得各州在政治文化上出现鲜明或隐晦的差异。尚有学者以税收为切入点,展现18世纪中后期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政治文化的差异:虽然其政治文化均以共和主义为特征,但两者之间显着地存在“偏重配合体”和“自由至上”的区别。

另有学者基于地方政治来讨论内战前30年间密西西比州的政治文化,发现当地政治向导人和普通选民都习惯于把政治视作小我私家的事情,因而其政治文化并未建设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带有鲜明的“反政党”特征。这种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政治文化,把密西西比同上南部和北部区别开来。

另有一些学者把考察的视点下放到县一级政治文化。有一篇文章论及,弗吉尼亚殖民地时期差别县的住民看待政府、政策和官员的态度与期望,往往因详细的情势而泛起差异。尚有一本书讨论殖民地时期至内战前马萨诸塞内地的伍斯特县住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发现其中既有共和主义的内在,也有自由主义的特征,而且两者融会无间,只是在1780年以前,哈林顿式的共和主义居于主导职位,而今后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则成为主流。族裔、性别和宗教与政治文化的相关性,同样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

据有的政治学者研究,在社会经济职位稳定的情况下,族裔对于政治态度发挥很大作用,进而影响到公共到场;而且,对于各个条理的到场者来说,族裔的影响甚至大于社会经济职位。这种看法同李·本森等人早先提出的“种族—宗教模式”可谓桴鼓相应。

以女性为主角的政治史家还提出了“性别化政治文化”(gendered political culture)观点,以标示妇女政治取向的特点。琳达·克尔伯、凯瑟琳·斯科拉等一大批妇女史家,都对妇女政治文化的研究有所推动。尚有文章探讨宗教信仰在林肯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性,叙述了林肯本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亮相,以及共和党关于林肯宗教信仰的宣传和道德形象的打造,以此证明福音新教对于美国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作者进而断言,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看,宗教和政治之间并没有一道“高高的篱笆墙”。亚文化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否认美国存在某种更大的政治文化,而只是颠覆了美国拥有某种纯一而同质的政治文化传统的神话,勾画出美国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和冲突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这类论著对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整体研究具有互补或纠偏的作用。

不外,研究者如果缺乏比力的眼光,忽略联系和影响,伶仃地看待种种政治亚文化,就难免招致“碎片化”的品评。4. 新文化史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政治文化研究,都受到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滋养,都关注文化对于政治的说明和阐释的功效。

美国史学界最早接纳政治文化研究路径的学者,即从阐释人类学取法,把一个政治社会在特定时代盛行的价值、情感和态度视作意识形态,而且不再单纯把人视作看法的制造者和利用者,同时也看成是看法的受制者。换言之,人既生产和使用看法,同时也受到看法的制约以致塑造。

因此,政治文化史研究需要从看法入手来明白和阐释行动的意义。显然,这种理念相当靠近“新文化史”的旨趣。及至20世纪七八十年月,美国政治学领域泛起了一种新的苗头。有学者借鉴阐释人类学的理论,不仅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自主的面相或维度,而且从象征主义视角将它界定为“政治生活的意义”。

罗德明也对以往的政治文化研究提出尖锐品评,力主重新界定政治文化,视之为一个“符号学系统”(semiological system)或“政治象征符号系统”,并接纳“象征主义”路径,借助符号学方法以剖析这个系统的意义。尚有学者提议借鉴人类学中的“隐喻”和“表征”的观点,接纳“文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 )的方法来看待政治文化。这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把政治文化视作政治生活的“意义”或政治的意义方面,提倡借助“深描”方法来展现政治文化的意义结构,可以说属于“阐释主义”的研究范式。

它所质疑和挑战的工具,乃是基于观察数据和量化分析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研究范式。“阐释主义”范式的正当性建设在这样一个基本假定之上,即人类运动的特点自己就是阐释性的,因为由人际来往组成的世界乃是一个“充满着意义的世界”。

政治学界泛起的这一套理念和方法,同新文化史可谓不约而同;而此时美国政治史家也卷入了新文化史的潮水,依循“阐释主义”路径来拓展政治文化史的领地。政治世界的语言、仪式、符号、图像、物品等作为象征符号,具有富厚的文化意涵,从中可以探查到那些“习焉不察”而又具有基础性的“信念”和“态度”。而且,这些“信念”和“态度”对于政治行动和政治变迁的作用,也通常接纳隐秘不宣的方式。

对于政治社会的普通成员来说,他们对权力和秩序的态度,关于自身政治身份和国家认同的想象,尤其常见于行动、仪式和其他象征符号之中。只有借助新文化史的理念和方法,才气更有效地处置惩罚这类题材。“自由”无疑是美国文化的焦点价值,也是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最具塑造力的“信念”。

美国史学名家戴维·费希尔认为,以往关于“自由”的历史研究,接纳“文本—语境法”等方法,著述甚多,但据此讨论的“自由”却同千千万万普通人没有什么关联,因为普通人所明白的“自由”并不是一系列的文本,不是一连串的争论,也不是一个抽象的体系,而是从生活中习得而深信不疑的价值,可以说就是一种“心灵的习惯”。要研究这种“自由”,就必须借鉴人类学家研究民间文化(folkway)的方式。普通人很少阅读关于“自由”的文本,也很少留下关于“自由”的文字,可是他们通过象征符号和形象来展示自己对于“自由”的明白。象征符号通报看法,而形象还可以缔造或革新看法,并使人接受和信服。

此外,一些关于“自由”的文本也演化为象征符号或形象。通过解读这些象征符号和图像的意义,并掘客其背后的故事,便可出现那些没有写作能力的普通人关于自由的“信念”,尤其是“自由”的庞大多样而变更不居的意义。他据此写成的《自由》一书,可以说是新文化史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史名著。

尚有美国学者讨论从革命到开国初期关于总统的礼仪、节庆和象征符号,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对这些礼仪、节庆和象征符号的意义的差别诠释以及由此引出的分歧和斗争,以展现美国早期政治文化中君主制和共和主义的冲突,展现美国早期政治文化转型的曲折性。另有学者撰文叙述林肯在20世纪三四十年月的形象及其接受情况,发现林肯作为一个政治文化符号,一方面受到其时种种政治气力(新政人士、共和党顽固派、黑人民权事情者和左翼运动家)借助种种方式(传记、戏剧、影戏、绘画、报刊宣传、政治演说)的塑造和使用,而林肯形象(捍卫自由宁静等的人、摧毁奴役的人、同情黑人和劳动者的人、追求宁静的人、维护民主的人)及其接受情况的变化,反过来又体现了其时政治文化的趋向。显然,这类研究在题材界定、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方面,均带有新文化史的印记。

5. 跨国史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研究降生于比力政治学的领地,两国或多国比力乃是研究的通行方式。虽然美国政治文化史的著述大多属于国别史领域,但比力的视野和方法也没有完全为美国史家所忽视。

罗伯特·凯利就曾写过《跨大西洋的信念》这样一本书。在全球史和跨国史的潮水中,美国政治史家越发关注政治文化的跨国影响、流传和互动,特别是大西洋世界的跨国现象。

兹举一例以窥一斑。自16世纪以来,大西洋世界除了越来越活跃的人员、物种、资本、货物的“大交流”,另有某种借助邮政、报纸、出书等前言而形成的看法流传和信息流通的网络。美国革命发生后,大西洋世界便泛起了革命的“看法旅行”(travel of ideas)。

以治欧洲史见长的美国学者珍妮特·波拉斯基,使用多地的英文、法文和德文资料,追寻“自由”的理念在大西洋世界旅行的轨迹。她发现,各国革命者在用“自由”话语来表达详细的诉求时,各自有着特定的界定;拿破仑这种权倾一时的人物,在塞拉利昂建设定居点的黑人,为家庭和自身职位而思考的女性,以及在海地造反的黑奴等,虽然都声称在追求“自由”,但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种有着永恒界说的“自由”。波拉斯基充实肯定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歌颂它树起了反抗虐政和压迫的大旗,确立了一个追求“自由”的模范,对美国以外其他地域的边缘群体和不满现状的激进分子发生了激励。

她的研究讲明,革命没有疆界,革命的政治文化尤其具有很强的跨国“感染”(contagion)趋向。6. 作为方法的“政治文化”在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历程中,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发现了“政治文化”作为工具和方法的价值。前文提及,以往美国的政治史研究通常不思量心理层面的因素;此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史家意识到,政治文化对于明白政治事件和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即便不专门探究政治文化,但若在自己的课题中顾及文化的维度,也可收到“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的效果。另外,有些学者虽然研究非政治史的题材,但也不惜用一些笔墨来形貌政治文化。

于是,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分析领域或解释工具,扩散到许多领域,改变了许多题材的研究方式。那些研究结构变更、制度变迁、党派竞争、政治抗争、政治革命的论著,大多包罗关于政治文化的讨论。甚至在妇女史、族裔史、劳工史和情况史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政治文化分析的痕迹。

于是就泛起了佛米萨诺提到的一个有趣现象:不少研究政治史的学者都喜欢声称,自己的研究旨在“说明政治文化”,以此证明其事情的正当性。据《民主的实验》一书的编者说,21世纪美国政治史再起的主要方法论支持,来自“社会文化政治史”和“新制度主义”;其中政治文化分析成为解释美国民主和国家演变的焦点方法。书中所收录的各篇文章,以差别题材和差别方式讨论美国的政治变迁,其配合点在于诠释以“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为特色的政治文化,如何作用于美国民主的演变,如何塑造美国联邦政府的结构。

这无异于说,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方法,在美国政治史的再起中发挥了庞大潜能。结 语政治文化史在美国的壮盛期似乎已经由去,但它在美国政治史的兴衰中曾饰演过重要角色。据罗伯特·凯利说,美国史家发现并开始关注政治的文化维度,不啻为一场史学革命。J. 摩根·库赛尔也谈到,政治文化研究连同对“议会外团体行动”和选举行为的研究,一道给整体上处于衰落中的美国政治史注入了活力。

上文的讨论讲明,政治文化史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和生长,乃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学术革新运动的产物,是多个学科碰撞和交互激励的效果,也同整个美国史学在理念和方法上的转型息息相关。倘若仅引入“政治文化”观点,而缺乏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庞大而丰盛的学术资源的支撑,没有同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跨国史)以致情感史齐头并进,美国的政治文化史或许难以顺利发展并形成自己的面目,而很可能只是把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变换一个名目而已。政治文化史研究在中国的历程,显然有着同美国很纷歧样的学术语境。

中国史家敏锐地发现了“政治文化”的学术潜力,但对于这一研究路径所倚重的其他学术资源接触不多,而且也难以从海内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中获得足够的支援。仅仅凭借史学自身的资源和方法,伶仃地开展政治文化史研究,以到场人数之多和兴趣之高,诚可造成热闹的局面,但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也从一个侧面讲明,中国史领域的政治文化研究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只要中国史家注重从相关学科中罗致养分,并仔细辨析西欧政治文化史的利弊得失,充实发挥中国史学自身的长项,政治文化史研究就有可能继续为中国政治史研究提供强劲动力。〔作者李剑鸣,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研究》投稿邮箱:lsyjtg201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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